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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股票配资公司恐惧、无聊和文学的繁荣：隔离中的精神状态｜五一书摘

《隔离：防疫安全线的历史与未来》写在新冠疫情之前，两位作者走访了许多中世纪到近代的隔离检疫场所厦门股票配资公司，现代的隔离检疫实验室和隔离病房，考察了如边境检疫站、农业隔离检疫设施、地下核废料封存设施、NASA航天检疫部门等各种地方。书名原定为“The Coming Quarantine”（《即将到来的隔离》），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暴发，促使他们大幅修改篇章内容，并在这一大背景下反思“隔离”之于人类的意义。

《隔离：防疫安全线的历史与未来》入选了“第一财经春季书单”，经出版社授权，第一财经节选了书中部分篇章，以飨读者。

不意外的是，恐惧是对隔离的常见反应：对孤立的恐惧、对疾病的恐惧，最根本的就是对未知的恐惧。关于隔离的经历，留下来的历史证词很少，或许是因为其固有的、看似非英雄的被动性，隔离生活的强制空白往往会在回忆录和旅行记叙中略去不提。这些历史证词显示，一般而言，检疫一直是“一种最不受欢迎的制度”。这句话来自戴维·巴恩斯，他在记录费城检疫站的历史时，追踪了在这座建筑书写的信件及日记。他告诉我们：“许多人谈到极端的无聊以及不耐烦，还有对生病的恐惧。”

历史学家亚历克斯·切斯-莱文森在关于地中海检疫的研究中引用了英国妇女格里菲斯（Griffith）太太的旅行回忆录。格里菲斯太太写道：“直到现在，我才想到瘟疫。”她抱怨说，自己被马耳他检疫站收治一事产生了很讽刺的影响，使她“几乎害怕”生病。狄更斯在 1857 年的小说《小杜丽》（Little Dorrit）以马赛检疫所的场景作为开头，原本快乐的米格斯（Meagles）先生哀叹道：“自从我来到这里之后，就一直患有瘟疫。我就像一个神志清醒却被关在疯人院的人。我无法忍受对这件事的怀疑，我每晚都会醒来，然后说：现在我明白了，它已经来了，我即将遇上它了。”

对于许多欧洲旅客而言，在检疫中度过的时间令人不安：突然之间，他们变成了外来者，因为出国旅行而变得过于危险及肮脏，进而无法回家，使他们重返文明社会的机会变得不确定又因情况而异。切斯-莱文森引用了东印度公司官员戴维·莱斯特·理查德森（David Lester Richardson）的检疫回忆录。理查德森写道，身处“如此明显和可疑的人群中，而且知道陌生人会害怕我们的触碰”，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感受”。

在21世纪，事实证明新冠疫情封锁最初也同样可怕。在武汉，有人将封锁令生效前后的那段时间形容为“可怕的五天”，当时“武汉大多数人都处于极度恐慌的状态”，而病毒就在城市中任意游走，“像妖魔一样随时随地出现，闹得大家惊恐不安”。

这种激烈的情绪几乎难以持续到检疫期结束，而且不久之后，这种经验通常会转变为忧伤情绪的小调集成曲：焦虑、寂寞、压力、悲伤，这一切都被无处不在又不可动摇的单调乏味所覆盖。正如加缪（Albert Camus）在小说《鼠疫》（The Plague）写的，在强制封锁数周后，“最初几个星期的愤怒抗逆已经被消沉替代了”。

在2020年，这种无聊和沮丧的情绪就表现在以下事实中：据报道，英国人在封锁期间有将近一半的清醒时间都在看Netflix；美国的酒类销售量在大流行的最初三个月增加了27%；世界各地有几百人在“无目的地航班”上花了数千美元。所谓的“无目的地航班”就是尽管有旅游禁令，仍为“那些想要展开翅膀的人”提供的环游旅程，途中还提供机上餐饮。

对于1650年代的热那亚隔离者而言，供他们缓解无聊的选项或许更不吸引人。根据克劳肖的说法，“安特罗神父建议，妇女可以通过缝纫及修补或制作衬衫、为婴儿包裹襁褓和教会装饰品、进行精神上的奉献来保持忙碌”。当然，这些活动非常类似于医疗拘留限制以外早已存在的娱乐选项。隔离的其中一个讽刺之处在于它会让人觉得日常生活是非自愿的，甚至是不可逃避的，因而变得难以忍受。

圣嘉禄·鲍荣茂（St. Charles Borromeo）在16世纪担任米兰大主教时劝诫信徒，他们不该期待享受隔离，而是应该回归隔离的理念根源。“每个人都应该准备好妥善利用这段时间，”他建议道，“并将隔离期的每一天视为大斋期（Lent）的神圣时光。”艺术家弗朗西斯·艾维（Francis Hervé）在 1830 年代奥地利与匈牙利卫生边界上的泽蒙［Zemun，当时称为塞姆林（Semlin）］接受隔离时写道，他的旅伴就缺乏这种精神支柱，在隔离期第一天写信，第二天清点自己的旅行花费。“但在第三天之后，他没有办法驱赶烦躁的情绪，而且不断嘟嘟囔囔抱怨，”艾维写道，“他会在8点钟上床来消磨一些时间，但那样的权宜之计也没有帮助，因为他发现自己这么早就寝是无法睡着的。”

“无聊只是一种信号。”在佛罗里达大学研究无聊这种情绪的心理学家艾琳·魏斯盖特（Erin Westgate）解释：“它会警示我们，我们正在做的事没有意义，或是我们没有专注参与。”美国人在新冠疫情封锁期间对这种信号的应对方式千差万别，包括通过社交媒体狂刷负面消息，挑衅违规者和不戴口罩的人，不断打开冰箱门来提振精神，或者只是倒一杯饮料。（魏斯盖特的研究显示，酒精确实能有效压抑无聊的情绪，“至少暂时压抑”。）

其他人则发现了更高尚的应对策略，包括为邻居缝制口罩及运送食物、烘焙酸面团、学习语言、制作Zoom歌剧，或者单纯沉浸在大自然或自家周遭的美好事物中。历史上充满了这种令人羡慕的生产力案例，比如法国诗人兼政治家阿尔方斯·德·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声称自己是在泽蒙隔离期间写下了备受赞誉的游记《东方之旅》（Voyage en Orient）的塞尔维亚部分；英国政治家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也不遑多让，在 1830 年夏季关在马耳他检疫站期间创作了两本小说的草稿。在狄更斯的《小杜丽》中，米格斯先生最终怀念起他逗留在马赛检疫站的时光。“但是，上帝保佑我！”米格斯先生一边津津有味地搓着手一边喊道，“隔离是一件极其愉快的事，不是吗？你知道我常常希望自己能重返那里吗？我们这群人相处得很好呢。”

事实上，19世纪见证了一种新文学次类型的短暂繁荣。在这种文学次类型中，检疫站悠闲又必然全球性的环境成为发现共通兴趣，甚至萌发恋情的场景。［1830 年发表在《纽约月刊》的甜蜜短篇故事《爱在隔离时》（“Love in a Lazzaret”）就是该文类的经典，来自美国北方的旅客德拉诺（Delano）对一位医疗拘留的同伴产生“最无法抵赖的症状”—这里指的是爱情，而不是霍乱。］正如文学学者凯莉·贝齐奥（Kelly Bezio）所写的，“隔离叙事努力将所有民族的共同人性描绘成一种慰藉的来源”。可惜的是，这种关于隔离的统一与分离力量的观点非常罕见。

两个世纪之后，新冠疫情大流行促使以隔离为主题的情色作品兴起，其中包括涉及免洗消毒液、Zoom窥视症、被迫和陌生人一起隔离的色情故事。魏斯盖特的研究还包括了她所谓的“混蛋研究”（the jerk study），她会在这种研究中强迫受试者观看一部极其无聊的影片，然后让他们选择通过按钮来拿走别人的钱，理由只是为了有事可做。她的研究呈现出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显示如果无聊的人只拥有糟糕的选择，就会做出伤害自己或他人（或两者皆有）的行为。相反地，如果同一群无聊的人也可以选择给别人钱，那么几乎每个人都会照做。她说：“不过，如果你没有给他们选择，他们就会四处张望然后说：‘我没有事可做，所以我要做坏事了。’”

她继续说，从这项研究推断到隔离的单调乏味，显示当局或许不仅应该提前思考隔离的后勤问题，也应该思考隔离的体验，即隔离的原因，以及地点、内容、方式。“只是说‘大家回家并待在家里’是不够的。”魏斯盖特说：“你应该试图在隔离期为人们提供有意义的事来做。不一定要是快乐的，只要是丰富心灵的经验就好。”

（本文摘自《隔离：防疫安全线的历史与未来》，标题为编者所拟。）